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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中国经验”的当代文化研究

发布时间:2017-10-11 16:31

自20世纪50年代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建立以来,文化研究的全球理论传播与本土化接合实践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国际性繁荣。作为一种具有高度实践性、参与性的知识活动,文化研究的活力在于能够及时地回应急剧变化的社会文化现实所提出的种种问题。面对当代“中国经验”的本土化实践,文化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与阐释世界的新视野与新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研究在中国意味着人文知识界重新介入社会文化现实的一次努力和尝试,是思考当代中国的一种有效方式。

 

跨语境理论传播与“中国经验”阐释

 

萨义德在《旅行中的理论》一文中指出:“当理论从一地向另一地运动时,这种理论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这个具体问题本身就成了一个兴趣盎然的探讨题目。”考察一种理论的传播过程,话语场域的转换显然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文化研究作为西方特殊历史经验和社会现实的产物,引入与运用其理论资源时,必须充分意识到跨语境转换以及中国经验的独特性问题,以免造成“移橘成枳”的效果。迄今为止,文化研究的译介成果已经汗牛充栋,这固然说明了其理论资源的丰富性与广泛性,也体现了中国学界对文化研究的理论期待。理论译介作为一种重要文化行为,并非只是对异域理论的简单再现。无论是对翻译资源的选择还是对译者而言,事实上都隐含着一种介入的意图和期待。

 

  • 当前的文化研究理论翻译著述已经呈现出双重旨趣:

 

一方面,力求如实深入地译介西方最新的理论成果,提供观照中国现实的理论资源;

 

另一方面,这些理论资源必须能够纳入现实的视域,并进行有效转化的诠释与运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研究进入中国话语场域并不仅仅是一场理论“旅行”,更重要的是它为当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介入中国本土实践的一种可能。而跨语境的理论翻译与传播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资源,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理论生发场、延异场,甚或是实践的操作场。

 

“中国经验”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与方法向度。何为“中国经验”?正如有学者所言,“中国经验”包含“具有中国性的经验”与“发生在中国的经验”,它既是客观存在的有待开发与阐释的现象,亦是不断被重新发现、阐释的对象。

 

中国悠久的历史、庞大的地理版图以及丰饶而多样的文化,加之当代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翻天覆地新变化,从而形成了独特的“中国经验”。诚然,“中国经验”不仅是一种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它更表征着中国场域之中具有中国独特性的历史经验。

 

在“中国经验”这个独特的历史结构中,全球化与本土化、中国与西方、历史与当下、文化与自然、精英与大众构成了“多样化的剖析维度”,从某种意义上也体现了“中国经验”的丰富性。“中国经验”作为一个极具开放性、流动性的概念,总是处于动态发展的过程之中,持续挑战现成的理论并促使其自新。

 

诸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国两制”、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等独具中国特色的发展经验,以及当下中国社会历史转型所带来的各种新现象,都迫切需要学者作出分析、研究、阐释,而文化研究则提供了解释这些新的社会现象的可能性。

 

文化研究的使命在于将种种思想精神资源调动起来,帮助我们理解生活的构成与所处的社会状况。要认识文化研究在中国经验中的独特意义及其推进“中国问题”研究和解决策略,需要在复杂的历史语境中对问题的发展谱系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分析与阐释,从而了解这些论争背后所隐蔽的指向与各自的理论支撑。

 

文化研究对于当代“中国经验”的阐释包含两个维度:一是介入当代中国的历史空间,成为当代中国历史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文化研究在当代中国历史空间中占据独特位置,发出独特的声音,开拓了新的视域与阐释空间。

 

中国当代的文化研究应当聚焦于阐释“中国经验”的有效性:它为阐释中国问题提供了哪些新的方法论、新的研究路径,开拓了哪些新的视域,以及文化研究在阐释“中国经验”过程中所造成的理论误读及自我调适。关注文化研究如何介入当代中国场域的文化经验,既要考察理论的传播以及理论在相关语境中产生的变化,亦要强调理论的本土化接合实践与阐释效能。换言之,对文化研究跨语境理论旅行的考察,有助于清晰地展现其理论谱系与问题场域;而对文化研究如何阐释“中国经验”问题的聚焦与研究,则关切到“文化研究能否成为思考当代中国的有效方式”。

 

全球化思考与本土化行动

 

在全球化视野中,中国问题已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国际视野,意味着要打破文化藩篱,将自己的视野投向世界。诚如英国文化研究者斯图亚特·霍尔所言:“所谓的全球化并非是一个席卷万物、消弭一切差异的系统性过程,而是通过‘特殊性’来发挥作用的——缅怀某些特殊的空间、特殊的族裔,想方设法唤醒自己的特殊身份,诸如此类。

 

因此,我们应坚持用辩证的目光看待‘本土’与‘全球’的关系。”在全球化趋势中,我们不仅应该立足于本土的文化,寻找与西方对话的可能与前提,建构出一种立足于“中国经验”的国际视野和阐释模式,更需要深入思考国际视野所蕴含的思想资源,进一步探索文化研究与国际想象、世界视野的连结与张力。

 

文化研究介入中国特定的历史场域之中,必然与特定时期种种复杂的历史问题相互交织。随着文化研究的发展与深化,先前被忽视、被遮蔽的种种文化维度不断凸显出来,文化研究所蕴含的种种关系也得到更为充分的诠释。从经典作品到家庭肥皂剧、从文化制度到民风民俗、从服装款式到广告语言、从大众传媒到文化消费、从博物馆陈列到都市建筑布局,文化研究的关注对象和切入主题纷繁多姿。

 

不言而喻,整个社会及其运作方式已成为当代文化研究耕耘的一个“大型文本”。文化研究擅长从文本的考察进入一个巨大的文化空间,并且根据这个空间的意识形态结构重新形成文本的定位。换言之,文本只是文化研究的起点而不是终点。这种生发于文学研究的全新模式具有潜在的巨大发展空间,因为“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复杂历史和使用范围,已为诸多学科提供了“合法的研究焦点”。

 

正如约翰·斯道雷所言,文化研究拒绝在不断变动的知识地图上被封闭在某一个小领地中,它声明要从活生生的文化现象中去关心社会、关心生活。这就促使文化研究去关注并影响特定社会结构中具体复杂生活的种种社会、文化和历史等因素。文化研究的对象不仅仅局限于某些被奉为经典的精品之作,更重要的是,它还应该将那些被其他文化定义所排斥的领域,诸如日常生活方式、生产机制、家庭结构、社会机构等,囊括进自己的研究范围。

 

诚然,文化研究不仅以描述、解释当代文化与社会实践为目的,而且也以改变、转化现存文化结构为目的。例如,如果缺乏对于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文化状况的深入分析,我们就很难把握当今中国的经济、文化等社会多个层面的复杂变化。因此,借助文化研究来阐释“中国经验”的具体问题时,我们没有理由放弃对上述层面的思考与探索。

 

文化研究参与了这个时代的现实阐释与意义生产,并且形成了独特的中国立场与“中国经验”。文化研究开放的话语场域和多样的研究方法,加之“中国经验”的丰富维度,使其在中国的实践必然会出现精彩纷呈的局面。只有着眼于“全球视野”,立足于当代“中国经验”,才能真正实现文化研究与中国问题的有效接合,进入对“中国经验”进行深入阐释的问题场域。未来,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必定会朝着深入的、多样的、开放的且具有本土经验的方向发展,也将在知识分子介入现实、阐释文化的过程中发挥其独有的、重要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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