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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联军北满部队西征作战研究与思考

发布时间:2017-10-11 16:35

东北抗日联军北满部队西征,是1938年6月至12月,根据中国共产党北满临时省委第八次常委会决定,为冲破日伪军对三江地区的大讨伐,组织在北满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六、九、十一军等部队向海伦地区西征,开辟新的游击区的战略作战行动。 

 

发生在近80年前的这一战略作战行动,是东北抗日联军历史上的雄壮史诗。它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粉碎日伪军的封锁包围,保存抗日力量,开辟东北抗日斗争的新局面,发挥了重大的战略作用。黑龙江绥化地区是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活动区域,绥棱县四海店地区是东北抗日联军北满部队西征作战的目的地和会师地。绥化市和绥棱县非常重视东北抗日联军北满部队西征红色历史文化的研究和宣传,这里已经成为东北抗日联军北满部队西征的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对于弘扬和传承伟大的抗联精神,促

 

  •  一、东北抗日联军北满部队西征的历史背景 

 

(一)日伪军实施大规模的“三江大讨伐”,使东北抗日联军北满部队濒临全军覆没的危急时刻 

 

为了彻底肃清北满和下江地区的抗日联军部队,从1937年冬到1938年春,日伪军最高当局一直在进行“三江大讨伐”的各项准备工作。日伪“三江大讨伐”所下的决心之大、动用兵力之多、计划之周密、措施之恶毒,都是过去未曾有过的。它以摧毁抗日联军后方根据地、“剿灭”我地方党组织、建立和巩固“集团部落”群为第一期目标,目的是彻底切断抗日联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摧毁抗日联军的生存基础;完成第一期目标后,日伪军展开大规模讨伐,彻底“消灭”抗日联军,它们发誓不完成“治安肃正”任务决不撤兵。 

 

1938年2月,上万名日伪军开进我汤原根据地,开始实施第一期目标。敌人首先用枪杀、火烧、刀劈、填井等野蛮手段,成百上千地屠杀中国居民,制造白色恐怖,仅用23天就摧毁了北满部队赖以生存立足的汤原后方根据地,完成了建设“集团部落”和“无人区”的计划。随后,从3月15日起,由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直接指挥,下江地区敌军警宪特机关一起出动,利用叛徒提供的情报,在同一时间内,对我北满临时省委和吉东省委所属7个县的党组织实施大搜捕,抓捕我方300多人,致使中共依兰、桦川、富锦、绥滨、汤原县委和佳木斯市委均遭破坏,通河、延寿、方正、凤山等县党组织几乎全部损失。其直接后果是,活动在下江地区的北满抗日联军各部队基本失去与地方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只能完全依靠深山密营坚持斗争。 

 

1938年3月中旬,日伪军展开第二阶段讨伐行动,重点“清剿”抗日联军的深山密营,发现一处,焚烧一处,企图彻底“剿灭”抗联北满部队。在依兰东部深山,四师师长郝贵林在遭遇战中英勇牺牲,继任师长陆希田也在突围中壮烈殉国,三、四师密营和储存的给养全部被日伪军烧毁,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四师仅剩下百余人坚持斗争。在宾县、延寿一带,二师在大批日伪军“拉网清剿”下,被迫退守牡丹江西岸人烟稀少的山林地带。面对敌人的“讨伐”,部队英勇作战,在突围中师长关化新身负重伤后牺牲,部队兵力下降到不足原来的五分之一。其他各部情况也都十分严重,原有十个师、六千人,威震三江的抗联第三军减员大半,各部密营几乎全部被毁;六军全军处于密营被毁、大量减员、又被敌人分割包围的危难处境之中;十一军各处密营全部被破坏,一旅全部被“消灭”,加之原一旅政治部主任杨子歧被捕叛变,十一军各地的密营随即被毁,全军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二)东北抗日联军北满部队党内“反倾向”斗争出现的不良问题,加剧了部队面临的严重危机 

 

中国共产党在东北抗日联军组织内部的斗争极其复杂并充满谜团,有些甚至至今也说不清楚。由于在较长时期抗联党组织与党中央失去直接联系,由于党内“左”倾错误的长期影响,由于以王明、康生为首的莫斯科中共代表团的右倾错误指导,由于苏联共产党和远东军区的干扰,由于特殊战争环境信息不灵及内部团结存在问题,在这些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北满党内从1936年9月的“珠汤联席会议”开始的多次会议,都发生了一些不良问题,出现了党内矛盾和斗争恶化的状况。大要说来:一是1936年9月的“珠汤联席会议”,赵尚志成立北满临时省委,否定莫斯科中共代表团《六三指示信》、《吉特补充信》提出的斗争策略,被王明、康生定性为严重的“反党行为”。二是1937年6月下旬的“汤旺河会议”,赵尚志继续坚持“珠汤联席会议”的错误,坚持反对《六三指示信》以来的“中央路线”。三是1937年12月从苏联返回黑龙江的抗联第六军一师代师长陈绍滨带回了苏联远东军司令部要求东北抗联主要领导人去苏联商谈重大问题的“重要口信”,经研究后决定,为了争取苏联方面对抗日联军的支持,赵尚志亲自过境与苏方交涉。然而,赵尚志过境后即被苏方以越境者身份关入监狱一年零六个月,从而使东北抗日联军北满部队失去了核心和统帅,这也成为北满地区抗日武装斗争由盛转衰的分水岭。四是从1938年4月开始的北满临时省委“反倾向斗争”,牵扯面大、斗争激烈曲折复杂,不仅继续批判和排除赵尚志,而且使北满临时省委和三、六军主要领导干部都受到党纪处分,更严重的是造成了三军及北满党内许多人在思想和感情上的深刻分歧,成为北满党和军队日后一切斗争和分裂的根源。 

 

北满党内的激烈斗争和赵尚志的离去,使北满抗联总司令部领导下的各军和根据地在1938年春夏急剧陷入危局。也正是由于北满忙于党内斗争,对敌人即将开始的“三江大讨伐”,没有及时给予战略上的正确引导,致使各军不得不各自为战,被敌人分散“追剿”,完全丧失了主动。直到6月初,北满临时省委才意识到形势严重,在通河召开第八次常委会,决定:一是组织北满抗联总司令部所属三、六、九、十一军突破敌人对下江地区的包围,向黑嫩地区作大规模转移;二是将损失严重的三军部队收拢起来,整编为四个师一个警卫团,重新配备干部,分别由现活动地区向黑嫩地区转移;三是撤销赵尚志的职务,在中央没有给三军新配军长的情况下,李兆麟以北满抗联总政治部主任的身份领导三军工作。这样,在急转直下的严峻形势下,北满临时省委终于为已遭受重大损失的北满抗联部队下达了西征突围的任务并明确了突围方向。 

 

 

  • 二、东北抗日联军北满部队西征作战的简要情况 

 

(一)首批西征部队作战简况 

 

首批西征部队150余人,由三军政保师、九军二师组成,在九军新任政治部主任、省委组织部长魏长奎、三军政保师师长常有钧、九军二师师长郭铁坚率领下,踏上征途。途中,先是魏长奎遭敌袭击身负重伤,在与部队失散后,他独自一人向前爬行数里山路,当再次遭遇敌人的危急时刻,为了保守党的秘密,不当俘虏,他毅然焚烧了文件自刎牺牲。郭铁坚、常有钧率队继续西进,多次遭遇敌人伏击,突围中部队被打散。常有钧在与郭铁坚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于9月间率领部分人员到达海伦,与三军新编第三师许享植、张光迪部会合。因海伦敌情严重,三位领导人研究后决定,常有钧率部北上通北、龙门,开辟新区。北上途中,常有钧遭到叛徒(六军二师参谋长韩铁汉)暗杀,余部数十人,由三师八团团长姜福荣率领,独立地在通北一带坚持游击活动。郭铁坚在与常有钧失散后,率60多人突围西进,在绥棱县张家湾河,因大雨河水暴涨被困山上断炊20多天,指战员们靠吃树皮、草根为生,基本丧失战斗力。危难时刻,一位姓张的大嫂将仅有的两垧快要成熟的玉米送给他们吃,大家才渐渐恢复元气。当部队11月到达海伦八道林子与三军新三师许享植部会合时,仅剩20余人。 

 

(二)第二批西征部队作战简况 

 

1938年7月下旬,李兆麟在萝北麻花林子召开活动在这一地区的三、六、九、十一军师团以上干部会议,对参加第二批西征各部进行具体部署。8月初,由六军军部教导队、一师和二师各一部共二百人组成的西征部队,在六军参谋长冯志纲和二师师长张传福的带领下,由萝北县梧桐河畔老等山正式出发。当部队行进至汤原黑金河西沟岔口宿营时,遭受日伪军突然袭击,张传福奋力杀敌,身负重伤后牺牲。敌人的袭击不仅使六军失去了一位主要的军事骨干,而且损失了大部分马匹和给养。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冯志纲坚定不移地带领部队进行艰难的行军。大家忍着双脚被污水沤烂、皮肤被蛀虫叮咬肿胀的疼痛,靠野菜、山果充饥,历时一个多月,终于走出茫茫沼泽,穿越小兴安岭森林,到达海伦东部的八道路林子,与三军三师张光迪部会合。 

 

第二批西征部队的另一支由三军新编四师和六军三师各一部组成。新编四师在北满省委书记金策和原三军三师政治部主任侯启刚的率领下,于8月初从宝清出发渡过松花江,到达萝北梧桐河,与代师长王明贵率领的六军三师会合。因筹措给养困难,在敌人袭来时,每个战士仅携带4穗玉米棒子便踏上征程。途中,暴涨的都鲁河水挡住去路,仅靠一支小木船往返摆渡30余次,才把全队人马渡过河去。随后,部队又陷入一望无际的沼泽,指战员们终日泡在冰冷的泥水中,又断了粮。在异常绝望的情况下,金策和王明贵坚定地动员大家,并身先士卒,与大家相互搀扶,连背带拖地带领大家走出死亡沼泽。随后,打了一个胜仗,夺得充足的给养,接着便以急行军速度直插汤原老区。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又经一个多月的艰苦行军,终于于10月8日到达涤纶化的白马石,与冯志纲率领的六军第一支远征部队会合。 

 

(三)第三批西征部队作战简况 

 

1938年11月初,在经过充分准备后,李兆麟与十一军一师师长李景荫率领六军教导队和十一军一百余人由富锦踏冰偷渡松花江,于11月中旬到达汤原东部一处幸存的密营。此时,天气已寒,战士们还穿着单衣,不解决冬装无法继续前进。李兆麟派出一支小部队奔袭鹤立岗,缴获了一批棉布、棉花、麻线,分给战士们自己做棉衣。三天后,这些大多没有摸过针线的抗联战士居然都为自己做好了棉衣,重新踏上征程。此时,小兴安岭大雪纷飞、冰冻三尺,指战员们在零下40多度的酷寒中踏雪前进。不少战士被冻坏双脚,一些人在寒夜被冻死。在断粮的日子里,大家靠雪水煮橡子、树皮和牛皮靴子充饥。为了鼓舞斗志,李兆麟和他的战友们创作了抗联历史上著名的《露营之歌》。歌中唱道: 

 

     铁岭绝岩,林木丛生, 

     暴雨狂风,草原水畔战马鸣, 

     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 

     同志们!锐气哪怕松江晚浪生。 

     起来呀!果敢冲锋, 

     逐日寇,复东北,天破晓, 

     光华万丈涌。 

    

     浓荫蔽天,野花弥漫, 

     湿云低暗,足溃汗滴气难喘。 

     烟火冲天起,蚊吮血透衫。 

     战士们!热忱踏破兴安万重山。 

     奋斗啊!重任在肩, 

     突封锁,破重围,曙光至, 

     黑暗一扫完。 

    

     荒田遍野,白露横天, 

     野火晶莹,敌垒频惊马不前, 

     草枯金风急,霜晨火来燃。 

     弟兄们!镜泊瀑泉唤醒午梦酣。 

     携手吧,共赴国难, 

     振长缨,缚强奴,山河变, 

     片刻熄峰烟。 

    

     朔风怒吼,大雪风扬, 

     征马踟蹰,风吹背后寒。 

     壮士们!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  

     伟志兮!何能消减, 

     全民族,各阶级,团结起, 

     夺回我河山。 

 

1938年12月29日,这支队伍终于穿越了小兴安岭的千里林海,到达海伦八道林子,与先前到达的各西征部队会合。至此,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领导下的三、六、九、十一军主力,战胜千难万险,终于完成了西征。 

 

(四)西征部队在黑嫩地区的战略展开 

 

1939年1月2日,李兆麟根据北满临时省委第八次常委会的决议,以北满抗联总政治部主任身份,召开各军师团干部会议,成立了北满联军西北指挥部,李兆麟任总指挥,冯仲云任政委。为便于统一指挥,同时决定将三、六、九、十一军西征部队分编为西北指挥部下属的四个支队,两个独立师,设立龙北和龙南两个临时指挥部,分兵出击。北满抗联主力在黑嫩地区迅速展开,减小了被日伪军围歼于一地的可能。加上北满日伪军正在重兵讨伐下江,黑嫩地区敌军兵力相对薄弱,我军很快在德都五大连池等地建立了新的密营,站稳了脚跟。 

 

1939年5月30日,在南满的抗联第一路军和吉东的抗联第二路军相继成立之后,为统一领导北满抗联的游击战争,东北抗联第三路军在德都朝阳山后方基地正式成立,李兆麟任总指挥,许享植任参谋长。同时成立三路军楷北、龙南、下江三个指挥部,分别领导上述各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为加强龙北、下江地区的领导,李兆麟、冯仲云以省委代表身份,分别前往两地区指导工作。至此,北满抗联主力向黑嫩平原进行的战略转移和展开最后完成。 

 

(五)主力西征后留守下江部队的作战简况 

 

1938年下半年,北满抗联主力西征后,下江地区形势迅速恶化。奉命留守下江的部队被分割在不同的地区,统一领导的局面没有形成,作战极其惨烈。 

 

六军留守部队由一师政治部主任徐光海率领,在富锦、宝清、汤原、萝北一带坚持斗争。为躲避日伪军“搜剿”,他带领部队时而循入深山密林,时而隐进北大荒的茫茫草泽,以草根、树皮为主要食物。隆冬季节部队进入宝清山密营坚守,不幸密营被叛徒出卖遭到焚毁,为掩护医院中的伤员转移,徐光海等20余名官兵全部战死。徐光海的牺牲,使下江留守部队失去了主要的军事负责人。 

 

三军二师余部百余人分散活动在松花江南的方正、延寿、宾县、珠河一带。在一次转移作战中与日伪军遭遇,师政治部主任吴景才战死,30多名战士突围而出散落江南。1939年初形势更加恶化后,师长兰志渊悲观绝望,胁迫部分战士降敌,并进山招降二师小股部队。正在密营中养病的二师组织科长李洪全不顾伤病未愈,带领20余名坚贞不屈的抗联战士突出重围,后来转到吉东加入抗联第二路军继续战斗。 

 

十一军一师三旅的200多人,是各军下江留守部队中兵员最多的一支。旅长姜宝林在6月的一次战斗中牺牲,实际领导部队的一师政治部主任张兴德在12月的作战中牺牲。随后部队溃散,最后只剩下三旅参谋长单洪福等8人原地坚持斗争,这8名勇士曾潜入佳木斯突袭日本洋行,袭击桦川县的一个伪警察署,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三军四师代理政治部主任于保和和妻子李在德在师长陈云升带领十几人投敌后,历经千辛万苦找到李明顺率领的四师三十二团,以代理政委身份与李明顺一起带领部队坚持战斗。当叛徒将日寇引入三十二团密营,部队无法生存之时,他们带领仅余下的30余人,冲破日伪军封锁线,越过乌苏里江,进入苏联境内。 

 

  • 三、东北抗日联军北满部队西征的重大意义与相关思考 

 

(一)东北抗日联军北满部队西征的重大意义 

 

1938年下半年至1939年上半年,东北抗日联军北满主力部队向黑嫩地区实施的战略转移即西征,是抗联历史上悲壮的一页。它是在日伪军集结重兵准备进行“三江大讨伐”,部队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同时也是在北满党内进行激烈斗争已经影响部队战斗力的危难时刻,被迫进行的。经过“西征”,这支部队最后到达黑嫩平原的只有800抗日勇士,却丝毫不能抹煞其重大意义。这主要是因为:第一,东北抗日联军北满部队西征的胜利,成功地粉碎了五万日伪军妄图通过“三江大讨伐”,将北满抗日联军围歼在下江一隅的图谋。第二,东北抗日联军北满部队西征,落实了北满临时省委第七、八次常委会提出的向海伦地区进行具有战略意义转移的计划,达到了保存抗联主力部队的目的,使北满抗联保存了极其宝贵的骨干力量,为这些抗日火种在东北大地燎原奠定了基础。第三,东北抗日联军北满部队西征,使没有赵尚志的北满党和军队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开始形成以李兆麟、冯志纲、王明贵为代表的新一代杰出军事领导人。第四,东北抗日联军北满部队西征到达黑嫩地区后,迅速建立新的密营,站稳脚跟,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开展黑嫩平原、松嫩平原游击战争,成为北满抗日游击战争再发展的的新起点,并与南满和吉东抗日联军形成战略配合的有利形势。  

 

(二)对东北抗日联军北满部队西征的几点思考 

 

东北抗日联军北满部队西征作战,是在敌我力量悬殊、斗争极其残酷、生存条件十分恶劣的特殊环境中进行的。广大指战员在党的领导下,以不屈不挠英勇悲壮的斗争精神,战胜各种艰难困苦终于完成了伟大的战略转移任务,他们创建的光辉业绩是永载史册的。同时,一些历史教训也需要我们研究与思考。 

 

第一,在组织上,与党中央长期失去联系,得不到中央及时正确的指导。“9.18”后,为了加强东北的抗日斗争,中共中央先后抽调大批军事干部到东北进行军事斗争,对东北抗日斗争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在中央和红军主力长征期间,对东北抗战的直接领导中断了。那一段时间,主要是由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康生指导东北抗联斗争。王明、康生先是按照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关门主义指导东北抗战,后来又推行右倾路线,同时他们远离东北战场,不了解实际情况,往往是根据零星信息进行片面指导,特别是他们错误的决定撤销中共满州省委,使东北抗日斗争失去统一领导,形成各自为战,缺乏战略上的有机配合,给了敌人各个击破以可乘之机。到1937年10月,王明突然率中共代表团回国,更是对东北抗日大局撒手不管。加之,中央与东北抗联之间始终没有建立无线电通信,上下信息交流困难,东北抗联只能靠偶尔得到的指示和信息,推测中央的精神和意图,这就难免产生分歧,为东北抗日联军埋下内部斗争的隐患。西征前,北满党内的“反倾向”斗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而斗争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赵尚志的离去及对他的批判,直接造成领导层的思想混乱,致使新的领导核心没有形成,西征陷入缺乏坚强领导的局面。特别应当强调的是,东北抗联后期遭受重大损失,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东北抗日联军与党中央完全失去联系,得不到中央任何指示和领导,成了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孤军。 

 

第二,在西征筹划上,准备不足、仓促行动。在对战略形势判断上,由于领导重心忙于内部斗争,对即将到来的日伪“三江大讨伐”研判不够,未能及时准确地判断日伪“三江大讨伐”的严峻形势。对北满主力部队的大规模转移,缺乏深入的政治动员,缺乏的准备特别是物质准备,致使西征准备不足、仓促行动。而在西征组织筹划上,只是大体上确定了各部队的出发时间与行军路线,缺乏周密的战略与战术协调与配合的计划与具体指导,各部队基本上的各自为战。 

 

第三,在战略指导上,抗联始终没有抓住抗日根据地建设这个基础和保障。在敌占区抗战,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建立稳固的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抗击日寇夺取胜利的一大法宝。但是,在东北这却是抗日联军的一大弱点和薄弱环节。可以说东北抗联始终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抗日根据地,没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也就无法给苦难中的东北人民带来实际利益,部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主要靠共御日寇的民族正义情感维系。没有建立根据地的实践,也必然缺乏运用根据地作战的思想。这也就造成西征之前,没有把斗争重点放在打破日伪封锁战术上,致使敌人“归屯并户”和大搞“集团部落”切断抗联与人民群众联系的企图得逞,而抗联自己则陷入严重困境。 

 

第四,部队政治工作薄弱,特别是政治教育不力。抗日联军部队成分复杂,除少数部队工农群众比例较大外,多数部队系收编的“山林队”、“义勇军”,还有不少土匪、民团。对这些武装,尤其需要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将他们改造成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但因战斗频繁、缺乏经验,一般思想教育多,对军事领导权掌握不够;上层统战工作做的多,对下层士兵教育不够;对上层团结、迁就多,对其不良倾向斗争不力。致使不少收编的部队在严峻形势下“反水”投敌,部分干部甚至高级领导干部经不起恶劣环境考验和敌人高官厚禄诱惑叛变投敌。在西征中,叛徒给部队造成了极大危害,一是部分高级指挥员被杀,使部队失去领导核心;二是指战员成批牺牲,使部队战斗力锐减;三是密营和给养被毁,使部队陷入饥寒交迫困境;四是涣散士气,严重影响部队作战。 

 

第五,苏联对中国抗日联军基本上是利用关系。研究苏联特别是其远东军区与抗日联军的关系,可以发现,苏方始终是以苏联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以苏日关系为基点来处理的。当苏联需要集中力量于西线对付德国法西斯时,为了稳住日本,维持苏日和约,他们就始终不直接支持我东北抗日联军,凡是我抗日联军小部队在对日作战面临极端不利形势,被迫进入苏境时,大都被苏军缴械,送上火车,经西伯利亚铁路送往中国新疆,交给与苏方关系尚好的新疆军阀盛世才。而不是使他们休养生息、补充武器装备后,再送回中国东北抗日战场。而关押抗日联军首领赵尚志一年零六个月,虽然至今仍然真相未明,但在赵尚志反复声明自己的身份后、在我抗日联军许多人员要求苏方立即释放赵尚志的情况下,苏方仍然坚持扣押,其向日本示好之意是再清楚不过了。而当苏联方面需要利用中国抗日联军时,他们对退入苏境的抗联小部队,则是另样对待。例如,本文前边提到的,北满抗联主力西征后,在三江地区留守的三军四师三十二团最后30多人退入苏境后,虽然也被缴械,但没有被送到新疆,而是在关押一段时间后跟被释放的赵尚志一起,返回东北战场。究其原因,是因为1938年日寇向中国东北大量增兵,总兵力已超过40万,并在中苏边境屡屡挑起事端,日苏战火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在此形势下,苏方需要利用中国抗日联军帮助他们保卫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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